这是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的最新演讲，在投资界刷屏了！
小雅喜欢的基金经理都在为这个演讲点赞。
张忠谋可能是投资圈集体关注和敬重的少数几位企业家之一。
去年，一个投资大佬在跟小雅私下聊天中，谈到台积电时评价道：有些公司在推进人类历史进程，但台积电是一家定义人类历史的公司，它的股票“比茅台更茅台”。
台积电的创始人张忠谋已于 2018 年 6 月从台积电退休，至今已有 3 年。周三，在台湾经济日报主办的 2021 大师智库论坛上，90岁的张忠谋发表演讲。对于张忠谋的本次罕见露面，市场有各种解读，一个说法是，因为美国人给的压力太大了。
有消息称，3月1日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推出一份报告，对中国台湾在半导体制造上的优势，向美国政府发出严厉的警告。
报告称，“美国在最先进的芯片，几乎全然仰赖进口产品，让美国从国防到工业，全都暴露在外国风险下”，这份报告台积电名字不断出现。
报告指出，芯片将是未来人工智慧产业最重要的基础，不只经济会因芯片产业受益，“谁拥有最先进的芯片制造技术，将在战争的每个领域都取得优势”；
其中还提到，“美国进口芯片的依赖，特别是中国台湾，已是美国在经济和军事发展策略上的弱点”，并认为台积电和三星是全球握有最顶尖芯片制造技术的两家公司，而英特尔“到2022年，制程都将落后2 个世代”。
报告中强调，美国应加大补贴，“韩国、中国台湾和新加坡，都提供25%到30%的租税抵减，比美国提供的条件高出一倍。”与此同时，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英特尔今年宣布，将斥资200亿美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新建两家芯片工厂。同时，英特尔还宣布，向外部客户开放晶圆代工业务。台积电近期也推出了扩产计划。张忠谋的公开喊话，被认为是寻求台湾政府和社会支持的一种呼声，反映对各国政府参与、带来竞争格局变化的焦虑。因为是借助媒体对社会的公开呼吁，张忠谋把半导体产业链的历史、地位、关键性环节都讲得深入浅出，通俗易懂。这样的教父级人物的演讲，非常有学习价值，对于我们了解半导体的历史和产业链状况很有帮助，也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基金经理的投资选择。
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任何分析师关于半导体行业的报告，我们一起来学习！今天，我的题目是《珍惜台湾半导体晶圆制造的优势》，这个演讲是我的一个呼吁，是对（中国）台湾政府、社会、以及台积电的呼吁。我的身份是一个退休的台积电人，在公司里面已经没有权利，这也是我选择的，所以说，这个呼吁，台积电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象。我知道，听众绝大部分都不在资讯界，更不在半导体界。所以，我把半导体的历史稍微讲一下，不然，如果马上跳进重要的点 —— 台湾半导体晶圆制造的优势，我想大家不会很了解。第二章，讲半导体的重要性，为什么半导体会变成地缘政治家的必争之地。
第三章讲讲半导体业的分工，假如不是为了这个分工，我们今天不会有这个问题，这个分工是几十年以前就开始了。第四个就进入正题了 —— 台湾在晶圆制造方面的优势；第五，讲晶圆厂为中心的半导体产业园，因为晶圆制造对台湾的影响绝对不只是台积电一家。台积电晶圆制造也带动了很多的上游、下游以及中游的产业。第六，讲一下专业晶圆制造业的创始，也就是台积电的创始，这个其实很难得的风云际会，我想，一代里头出不了一个；第九、第十、第十一：我要看一看我们的竞争者，美国、大陆、南韩，这三个是最重要的竞争者，当然也有日本、欧洲。但是因为我说是晶圆制造，比较起来，美国、大陆和南韩是我们重要的竞争者。第十二点，因为现在社会上也常说“啊，我们可以再来一个所谓‘护 X 神山’，那我也要谈谈下一个‘护 X 神山’的可能”。半导体的电导性介于导体（金属）与绝缘体（木头）。你可以控制半导体的电导性，总之它是介于金属和木头之间，所以称为半导体。
不过老实说，一直到 1948 年，半导体（semiconductor）只是一个科学家知道的名词，老百姓不知道的，念文科的、念商科的、念法律的也不知道的，科学家尤其是物理学家他们知道，是社会上很少一群。1948 年，一件半导体业的大事发生了，美国的 AT&T 公司（美国电话电报公司），当时是美国最大的电信公司。它下面有贝尔实验室，贝尔实验室是世界第一流的研究机构。贝尔实验室里有三位物理学家，Shockley 是领袖，另外两位不太服他，可是他们三个合作发明了基于半导体的电晶体（晶体管，transistor）。他们发明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 transistor。那重要的是什么呢，是它（半导体电晶体）非常小，以前是真空管可以做 transistor做的事情，但是真空管大得很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美国用的计算机大的要命，因为使用了真空管，（计算机要占）整个房间。1949 年我到美国，第一年没看到任何计算机，1950 年，我就到了 MIT，我看到了计算机。都是真空管做的计算机，老实说，一个房间那么大的计算机，功能不如今天带在身上带的手机。不过总之，1949 年 transistor 发明了后，AT&T 知道它的重要性，这三个物理学家当中，Shockley 和Bardeen是理论物理学家，Brattain是实验物理学家，他们三个后来在 1956 年，因为这个发明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。蛮快的，1948年有了这个发明，1956年就因为这个发明获奖，Brattain后来还获得第二个诺贝尔奖。Shockley 比我前一代，他跟我妈妈同年，我是他的学生，在斯坦福大学，我听他讲课，讲课讲得不错，但是最令人难忘的是他的傲慢。许多学生包括我不敢问他问题，因为我们看到别的学生问他问题时，他首先不是回答这个问题，而是奚落这个学生一番，发问几个简单的问题，表示你的问题实在是可笑。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很少有学生敢问他问题，他们只是听他的课。1952 年，AT&T 知道不能一个公司霸住了 transistor，它就自动把这个授权出来给许多公司，包括 IBM、德仪（德州仪器，TI）、GE、RCA，有几十家公司。德仪是非常小的公司，后来几十年的光景，它最成功。之后，电脑和半导体开始平行发展的，因为电脑是最需要半导体的。我是在 1955 年得到MIT的Master 学位（硕士研究生学位）以后，就加入了半导体行业。所以，1955 年以后半导体的历史就和我的自传就有关了起来。1958 年，那一年我刚刚到德仪。我的一个新同事，他也和我一样，刚刚加入德仪，他叫杰克・基尔比（Jack Kilby），他比我大八岁，但是我们互相视为同代人。TI 董事长叫他做积体电路。Jack Kilby 学历不高，只有 Master，没有 PhD（学术研究生博士学位），你跟他讲理论物理，他不太懂，他坚持自己是工程师而不是科学家。有人说他是科学家，他马上否认说：“我不是科学家，我是工程师”，他后来发明了集成电路。因为当时半导体圈子非常小，有次我与 Robert Noyce（仙童半导体和英特尔的联合创办人），跟英特尔的 Gordon Moore 一起开会，大家当时相当的 gentlemanly，并没有杀气腾腾。开完会，晚上我和他们两个人一起去喝啤酒，那个时候我只有 27 岁，Noyce 31 岁、Moore 29 岁，我们都非常兴奋，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，很幸运地加入了前途无量的半导体领域。喝完酒后，三个人在雪花飘摇中，唱着歌回到旅馆。他们两个人 Jack Kilby 和 Noyce 几乎同时发明了集成电路，Kilby 早一些，但是如果没有 Noyce 的发明，集成电路也不会真正研发成功。后来经过一些争执，两个人同意是共同发明了集成电路，后来 2000 年，杰克基尔比因此拿到了诺贝物理尔奖，Noyce 却很不幸在 1990 年就过世了，只有 63 岁。可是 Noyce 完完整整地活了一个 whole life（完整人生），因为他的女朋友一大堆，常常自己开飞机、潜水、游泳和其他运动。摩尔预测，电路密度每 1.5 年 - 2 年加倍，这个预测后来被称为“摩尔定律”，一直到最近都相当有效。虽然摩尔定律只是预测，但是它逼得每个公司每一年半到两年就要把电路密度加倍，因为后来半导体界已经不再绅士，杀气腾腾。大家都在想，如果我不加倍的话，竞争者会加倍，所以大家都在拼命做，这也是摩尔定律最重要的一点。本身摩尔定律不一定准的，如果MOSFET 不做出来的话，MOSFET 在1968还是1969年，也使得我们（让电路密度）可以加倍加倍再加倍。1980 年代至今，半导体应用快速扩展，主要就是PC。1980年IBM 发布 PC，把 PC 普遍化。IBM 之前，很多小公司的 PC，大家说这只是一个玩具，和电子游戏类似，大家说PC不再是一个游戏。80年代，PC是在办公室使用，90 年代，PC 在家庭里都有了，连太太也都用了。这段历史我亲身经历过，印象相当深刻。90 年代也是安迪・格鲁夫（Andy Grove），大家认为他是英特尔最伟大的 CEO的时代，这也是时势造英雄、英雄造时势。因为90年代，也是PC快速普遍化的时代，英特尔几乎是独家做处理器制造的公司，这个时势让安迪・格鲁夫成为了英雄。1987 年，张忠谋在台湾成立崭新商业模式的台积电，专门从事晶圆制造服务。大事7：2020年，台积电全球市值最高的半导体公司
英特尔本来是半导体行业数十年的霸主，从 1980 年后期到最近。去年台积电市值在 6000 亿美元，英特尔只有 2000 多亿美元，是台积电的一半都不到。不过，以后的事是不一定的。2021 年，英特尔宣布他们也要做晶圆服务。这个对我来说，有相当的讽刺性。本来他们是霸主，老实说他们有些看不起晶圆制造。因为我跟他们认识，我曾找英特尔投资，在 1985 年台积电正在募资的时候，因为不太景气，英特尔没有同意。台积电成立后，英特尔帮了不少忙，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，晶圆代工模式会变得这么重要；也从来没有想到，有朝一日他们也要做晶圆制造。讲了好久的历史，现在可以快一点。半导体的重要，国防：导弹导航。GPS，这又是一个小故事，现在大家都很熟悉了，车子里都有了。我第一次听到 GPS 是在德仪，德仪有国防系统部门（defence system division），我听他们讲在几千里之外能够命中 5 英尺，70 年代时我认为很神，现在每个车子都有。工商业、日常生活用的电脑、手机都需要半导体，可以说半导体无处不在。我刚刚加入半导体领域的时候，半导体行业还没有形成分工，IC 设计工具、晶圆制造、制程研发、封装测试，很多都是一家公司自己完成。IC 设计其实是技术密集，附加价值高，但是资本不密集；晶圆制造和制程研发是资本密集、技术密集、附加价值高的环节；封装测试没晶圆制造是资本密集，不如 IC 设计技术密集。分工从 60 年代开始，先分出来封装与测试，在低工资的地区做，包括台湾、菲律宾、新加坡、香港、甚至日本。当时日本工资只有美国的 5%，台湾则只有 1%。我当时建议 TI 到台湾来，CEO 当时认为日本更好，说 1% 与 5% 相差不大。但是我讲，日本工资会很快的上涨，台湾工资上涨则没那么快。总之，封装与测试在 60 年代就开始转移到低工资地区，渐渐地，越来越多的公司将技术难度低的环节转移到韩国等亚洲地区。1984 年，我是通用仪器的总裁，有人来找我要 5000 万美元的投资。3 周以后，我再打电话，他说不需要 5000 万美元了，500 万美元就够，而他自己就能凑够 500 万美元。我问为什么，他说他不做晶圆制造了，他只做设计。这是我首次听到有专门做设计的公司，那有专门做设计的公司，也可以有专门做晶圆制造的公司。制程研发和晶圆制造是原来 IDM 半导体公司的心脏，至少是心脏的一部分，另一部分是 IC 设计。
而在晶圆代工的商业模式下，台积电的客户是半导体公司，我们的竞争者就成为了 IDM 模式半导体公司的晶圆制造部门，这就扰乱了半导体行业。首先就是人才，台湾大量优秀敬业的工程师、技工、作业员愿意投入制造业。这个非常重要，美国至少工程师不如台湾敬业。这些优秀的工程师、技工愿意投入制造业，而美国制造业已经不红了，相当多的人做金融、R&D（研发），也有很多做市场的，都比制造业吃香。所以这就是台湾一大的优势。经理人都是台湾人，在台湾一流，去国外未必一流。相反也是如此，以我为例，在美国做了二、三十年，做到了 CEO 以下一级，可是在台湾管理一个规模小得多的，搞得头昏脑涨的。语言、文化都是障碍。其次是高铁、高速公路交通方便，适合大规模制造业人员调动。台积电的三个制造中心：新竹、台南以及台中的工程师不必搬家，都是一天以内的路程。台积电绝对不是一个公司啦，上游有设计公司如联发科等；中游有台湾设备厂商，硅晶圆、气体供应商，全球重要设备厂商 ASML、应用材料、科林研发等也在台湾有服务据点、培训中心和研发实验室；专业晶圆制造模式的创始是 1985 年，事、地、人的风云际会。1985 年，台湾工研院的 VLSI 计划已经做了十年，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每年需要很多经费，可是只要它做些小生意，就有人说是与民争利。1975 年的时候，工研院从 RCA（美国无线电公司）拿来的技术已经不是最先进的，而到了 1985 年，更是落后了两三代，经费也不够，如果做些小生意，就有人说与民争利。所以李国鼎先生（台湾“科技教父”）要找出路，就和我一起创建了世界第一个晶圆代工模式。好处就是没有竞争者，坏处是没有客户。台积电的成功，是为什么，因素是什么？最重要的就是我刚刚讲到的台湾在晶圆制造方面的优势。当然专业经理人领导，台积电我想是最大的台湾的公司，由专业经理人领导的，从董事长以下都是专业经理人。当然也有坏处，可是我觉得，要成立一个世界级的企业，专业经理人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。前前后后，我们有过 12 万员工，我们的离职率很低哦，大概只有 3%、4%。现在就有 5 万员工，三十几年来，台积电共有 12 万员工。还有政府、社会的支持，这也是我呼吁的对象，希望他们继续支持台积电。半导体市场，去年是 4760 亿美金，当中记忆体（存储器件）是 1170 亿美元，逻辑体（逻辑器件）是 3590 亿美元，大约 1/4，其实也不过 1/4 而已是台积电制造的。在已开发世界约 25 亿人口中，几乎每个人都在日常生活或工作上用到台积电制造的半导体产品。比如我，我是带助听器的，我最近才发现，助听器里面的积体电路（集成电路）也是台积电制造的。怎么发现呢，每 3 年他（推销助听器的人员）就过来跟我说出了新型号，我总是问他新型号有什么好处，他讲了一大堆话，后来他讲积体电路换掉了，我也是听他的话，换了 3、4 个了。虽然积体电路换了好几代，但老实说对助听器的功能也没什么帮助。这有点像美国以前的汽车，每年都有新的类型。美国的晶圆制造条件与台湾比较，土地绝对是占优势，水、电也占优势。但是我刚刚讲的台湾的优势，是美国的劣势。就如我刚才说的，人才（工程师、技工、领班和作业员）、台湾派遣人员在美国的经营、管理能力和大规模制造业人员调动能力不行。结果呢，美国企业单位成本显著较台湾高。它有补贴啊，就是胡萝卜，又有棒子。胡萝卜就是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财政补贴，但是短期的补贴不能弥补长期的竞争劣势。2020 年，数百亿美元补贴之后，半导体制造落后台积电 5 年以上，逻辑半导体设计落后美国、台湾 1-2 年。大陆现在还不是对手，尤其在晶圆制造方面，还不是对手。南韩的竞争，在晶圆制造领域，三星电子是台积电的强劲竞争对手。为什么？因为南韩在晶圆制造方面的优势跟台湾相似，人才也好啦，那三星也是（工厂）都在一个地方，人才调动很方便。它的经理人也都是韩国人哦，在韩国是一流，其他地方则未必。现在有人讲，我们再有一个“护 X 神山”。假如“护 X 神山”的定义是对全世界重要，台湾又有高市场占有率的行业，那要找一个台湾有潜在优势、又对全世界重要的行业。不然的话，台湾到底只有 2400 万人，地方又小。我找到了一个晶圆制造，没有再找到第二个，几十年了也没有找到。那下一个“护 X 神山”要有创新的产品或商业模式，晶圆制造是一个新的商业模式。那你也要多年的经营及努力，所以这个问题，我的答案是：难！最后，半导体晶圆制造是一个攸关民生、经济、国防的重要产业；它也是第一个台湾在世界竞争得到相当优势的行业。这优势得来不易，守住亦不易。希望台湾政府、社会、台积电本身努力把它守住。
今天我想讲自己的故事，是我自己做总经理的学习经验，这个学习有好几年之久，因为我第一次做总经理，就一直做到现在，有60年左右。我认为，在理工大学和理工教育上，台湾的程度跟美国程度相差不远，你把清华、台大电机系与MIT（麻省理工学院）相比相差不远。但是，若以MBA相较，那就相差相当大。我在美国哈佛、MIT和史丹佛（斯坦福）三所大学的商学院（Business school）待过，也在台湾大学、政治大学教书，每次我开放提问后的结论就是：台湾和美国的Business school程度相差很远，这是根据发问程度比较而来。我年轻时第一次和第二次演讲，曾请教比我资深的人该怎么演讲，他给我的建议很简单：It doesn't matter what you talk about, but it's important to talk about what you know。（你要讲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你应该谈你知道什么）。从此，我就照这样做，就连我的太太张淑芬近年被频繁邀请演讲，我给她的建议也是：Talk about something you know。我22岁时，得到MIT机械系硕士学位，但我想念博士，所以就多待一年待到23岁考博士，结果没考取。
没考取时我就想：“哎呀！算了，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！”所以我就去工作，加入半导体业。我先在一家小公司做工程师，一半工作是新产品研发工程师，另一半则是把产品搬到产线生产的工作。大家不要以为这很容易，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挑战，那个时代我的工作其实蛮困难、蛮深的，我是自修许久才可以做这个工作。我在小公司做几年，27岁时觉得小公司没出息，就到比较有前途的公司去了：“德州仪器”（TI）。我到TI后如鱼得水，做了3年，TI就说：“你的工程能力很了不起，但你没有博士，我们给你薪水和学费让你去念博士，也许回来后前途更好！”所以我就到史丹佛电机系念博士。当时很顺利，不但一下就考取了，且两年半就写完论文了，那年（1964年）我33岁，拿了史丹佛博士学位回到TI。只是回TI后，我继续做过去的研发工作。但是，原先跟我一样阶层的技师朋友兼同事，在我去史丹佛前，他就觉得我干嘛去念书？他说：你会损失很多升迁机会！但我说，我不能拒绝这个offer！我念了两年半的史丹佛，回来后，果然他（TI同事）讲的话很准，因为他升了两级，原本跟我同阶层，我回来时他已经变副总裁级了，手下有好多业务单位。幸好，我回来时虽然继续做以前的研发工作，但3个月不到，他就要我做他业务单位的总经理。这可说是我事业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升迁，管理的部门有3,000人，其中2,500至2,600人是作业员。1964年，很多产品都是美国制，没有东南亚跟中国制造，都在德州做，2,500～2,600位作业员包含研发、产品、工程师，还有新产品开发建议和业务单位，当时虽然销售不归我们直接管，是公用的，但这里所有产品业务都要联席建议和定价，其实是麻雀虽小、五脏俱全的单位，也是训练总经理的好机会。当时我被宣布担任这个部门总经理时，我就听到许多恐慌的声音，因为1964年时，整个TI只有一个中国人，大多数是德州人。他们听说有中国人来做总经理很恐慌。所以，我第一件事就是召集起30～40名主要主管介绍自己，那是我头一项挑战。我当时就用相当流利的英文、甚至稍微带点文学气质的英文谈我的工作，抱持着谦虚和自信，因为我知道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，例如产品市场行销、财务等等。当时，我问大家有没有问题，确实有人提问，我也很谦虚地回答，讲完后，人心就比较稳定了，觉得我不是妖精，而且英文讲得比他们都好，态度也很谦虚，可以沟通。最重要的是我有技术背景，也有多年产品研发经验，最大的缺洞是Sales & Marketing（业务与市场行销），几十年后我发现，这是对的途径。我到台湾后就发现，许多科技公司都轻视Sales & Marketing，以为技术最重要，但没有业务员、你根本没生意，不会获利，根本活不了。我很幸运，头一个产品市场经理很能干，我跟他共事几周后，他就非常高兴，因为前任总经理总是抱持一个观念：只要产品好、客人就会自己来，根本不需要Sales & Marketing，这是很错误的观念。而我很愿意去拜访客户、和客户对话，甚至也喜欢和最前线的业务谈话。当时TI别的部门总经理都跟我的部门前任总经理一样，不太看重业务和销售。但我跟那个业务经理想出一个新招：当时美国有绿邮票，可以把它作为奖励，让员工可以用绿邮票买东西，所以我们提倡：假如业务员能达成100万美元销售额，我们就给你10美元的绿邮票。1964年，一家三口伙食费一周不过50元左右，所以10美元不是小数字，这让业务员完成订单能有功劳，掉单也一定会找你帮忙，我也很愿意帮忙打电话给客户、甚至自己去见客户。我只做一年就升迁，后来公司调升我做高一级的总经理，一年后又调去另一部门做总经理，到1972年时，我已是TI半导体部门总经理。当年，我在TI有个同事叫John Luke，他有个外号叫High Price Luke。我创办台积电后面试他，他看见我第一句话就是：你记得High Price Luke吗？这句话正中我心，因为台积电也要high price。30多岁时，我什么都不怕，学会很有信心地和客户说话，我并非一出生就很会跟客户说话，这是一种训练，我相信每一个好的总经理，都要能很自信地跟客户说话。定价也很重要，我发现差别是标准型产品和客制化产品。标准型（产品）是很多竞争者都有的、定价自由低。但也有信任感等因素，像是大供应商如TI，虽然价钱比其他人高，但客户仍要从TI买一点产品，好维持第二供应链来源，这就是客户信任。至于客制化产品的定价自由相当大，但怎么定价，却需要相当大的技巧。我也是那几年学的，要依据成本、客户需求程度、客户可承担的财务数字。例如当年和IBM做生意，我就知道他们出得起价钱，客户的财务能力都要研究。领导只有两个要素，一是要有人跟你，就是凝聚团队的能力。我的作法是：你可以相当严格地对待同仁，但你一定要公平，且不能有私心。像我去TI没带人进去，我创办台积电也没有带人，当年几个德州仪器华裔同事听说我要到台湾成立台积电，都想要来，还跟我说：要有班底才行，没有班底做不了事！但我也没有聘请他们。你不知道方向，你的团队不会成功，他们虽会暂时跟着你，但要是不成功，他们不会永远跟着你。假如你不成功，你的团队就散了。We follow you as long as you win for us。策略最重要，却不是首先要做的事。你要是到一个新的地方当总经理，首先不要搞策略，我离开德州仪器到通用仪器时就要改他们的策略，就犯错了。策略是当你非常了解公司情形、非常了解你的人时，才开始谈策略。所以，做总经理第一要学的是Sales & Marketing，包括定价，不只是技术背景的总经理要学，任何总经理都要学。我在台积电内部曾讲过，CEO最大的责任就是把外面的世界搬到公司内，动员公司资源来迎接外部挑战；CEO是公司内、外最重要的连结，把客户做好、股东也会开心。